在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中，在一处渡口，毛泽东面对打着火把前来为红军送行的江西百姓，提出再听一段江西的山歌。一位姑娘眼含热泪，唱起了这首名为《十送红军》的歌曲。这也许就是大部分人想象中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景象。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红军为何选择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的起始点到底在哪里？红军长征之初，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江西百姓给了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怎样的帮助？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首都，设在著名的“红都”瑞金。1934年4月，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实际上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在经济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在“查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在粤赣、福建和江西等红军控制的行政区域中，共“清查”出地主富农超过13000户，大批地主、富农甚至是中农出逃。而且，当时推行的不切实际的“八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一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
既然是战略转移，那么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五十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
1934年，在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酊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官田集中到瑞金岗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
在兵员和物资方面，1934年5月到6月，中央军委提出扩军5万，实际完成了62269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万，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向苏区人民“借谷筹粮”，搜集了84万石粮食、10万支麻袋、4万多公斤棉花、2万多床被褥、20万双草鞋、4万多公斤铜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驮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等全部运走。
那么，将哪里定为集结地呢？
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张宗逊上将在长征期间先后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和红三军团红四师师长，据他回忆，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比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
据长征时期在红3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童先生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张童先生多年后回忆：“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
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于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在长征开始时，实际上称为“雩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雩山”。“雩”其实就是祈雨的意思，据说因汉朝初年曾在山上祈雨而得名。之所以选择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
此时，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能够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
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轻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炮兵排长张童多年后都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两三百人，就负责两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五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四五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
为了保证携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
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徒涉场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1934年9月，她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到于都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同时，由于我党能有效发动群众，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红军得以迅速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
10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五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查，因此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
从技术上来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
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回忆道：“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地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
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撘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撘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还耐心地开导她：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红军指挥员听说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专门向到工地视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做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后，由衷地感慨：“于都老表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休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将自己的住房捐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且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8处主要渡口同时开始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
据当时陪同毛主席过河的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铨回忆，他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专门到河边查看，“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我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都不会响，扎得蛮结实”。17日晚上7、8点钟，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支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
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声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向李声仁和当地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声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
下午5点，李声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六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秩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声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于都河河面宽达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声仁夫妻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声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十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声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十三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
应该说，曾大爷、李声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据说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了对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万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
而1955年解放军授勋时，于都一个县竟然出了丁盛、丁荣昌、方槐（赖芳槐）、叶荫庭、刘友光、李致远、杨思禄、张耀祠、钟贤文、段德彰、黄经耀、康林、曾庆良、曾雍雅、谢明、谢正浩等十六位开国少将，有超过五百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这也难怪，陆定一先生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到：“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红军是从江西于都开始踏上长征之路的。影视作品中于都百姓唱着《十送红军》送别毛主席，送别红军的情况，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这首著名的《十送红军》是1961年由空政歌舞团的创作人员根据川陕和江西民歌重新加工而成的。
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主席在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噙泪告别老区的乡亲，周恩来副主席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的东门渡上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余人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两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一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帮助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修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战场。
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慢慢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而在他们前方，有着千难万险，也有着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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