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分子，他们是九到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被大人亲切地称为“红小鬼”。
他们尽管还是些娃娃，却跟随长征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在跋涉中渐渐成长，在战火中走向成熟、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坚定，走完了艰险的长征路，用不寻常的童年谱写出一曲曲生命的壮歌。
在许多文献和历史图片里，都记录了这些“红小鬼”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经常成为艺术家们创作长征题材艺术作品中的经典形象，这也使得他们的光辉形象被更加直观和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文献和著作里的 “红小鬼”
在徐特立撰写的《长征中的医院》一文中，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长征中的特殊分子——“红小鬼”。徐特立指出：“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些青年，数量很少。”
根据徐特立的叙述，这些作为看护的“红小鬼”们照顾伤病员的工作并不容易。长征途中，除了跟部队昼夜行军，每到宿营的时候，“红小鬼”们需要马上去找门板干草，为伤病员准备休息的地方。在文中，徐特立用疼爱的语气描述了这些可爱的“红小鬼”们的工作状况：“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的挂在壁上，飞跑的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了没有了。
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锐敏，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
“红小鬼”们年纪虽小，但他们的革命信念是坚定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很少有人动摇。这是因为他们“深深相信，只要有红军存在，就一定有我们这些娃娃兵。”正是在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支撑下，“红小鬼”们顽强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红小鬼”留下的长征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红四方面军“红小鬼”杨世才长征时留给母亲的川陕苏区布币。这件川陕苏区布币的币值为三串，是在川陕苏区流通的货币，在当时也叫“红军票”。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前，杨世才的母亲到部队来看望他。母亲临走的时候，杨世才把一张在革命根据地使用的三串的布票子交给母亲，让她做回家用的路费。从此母子二人便失去了联系。直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世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由于参加长征时只有十二岁，不知道他的家乡究竟是四川省的哪个地方，后来通过熟人，才知道他的家乡是四川省内江市一个叫楠木寺的村子。就这样，离家多年的杨世才跟家人取得了联系。
1950年12月，杨世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杨世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激动万分，她从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取出一个竹筒，里面藏着的，正是杨世才长征出发前留给她的那张布币。原来，杨世才离开后，她没舍得用掉这个布币，而是把它当作儿子参加红军的纪念品留了下来。国民党军来了后，她怕受牵连，就把布币放在竹筒里，藏在了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十多年来，一想儿子，她就把这个布币拿出来看看，一解对儿子的思念之情，看完之后又藏起来。没想到，十多年后，她终于盼到了儿子回来的那一天。
后来，杨世才将这件饱含着母子亲情的珍贵的布币捐赠给了博物馆。这件长征历史文物，可以说是参加长征的“红小鬼”留下的最为直观、最为感人的“历史遗存”。
馆藏艺术作品中的“红小鬼”形象
正因为“红小鬼”们在长征时的大无畏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特殊分子”成为了艺术家们进行艺术创作的主题和对象。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与红军长征有关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 “红小鬼”的形象。
1951年，吴作人为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创作了油画作品《过雪山》。在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巍峨险峻、云雾缭绕、白雪茫茫的大雪山上，红军战士们正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手脚并用地努力向上攀爬。其中，一个背着粮袋、手拄一根棍子、腰里挂着军号的“红小鬼”，正在回头看他身后奋力向上攀爬的战友们。在画面的右下角，也可以看出一个“红小鬼”正奋力从坡上向上攀爬的样子。
《长征路上的宣传员》由赵以雄先生在1959年创作。雪山顶上空气稀薄，地势凶险，红军宣传队员们会喊着号子，唱着革命歌曲，给战士们加油鼓劲。在这幅画作的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红小鬼”宣传员，正站在路边鼓励着艰难地爬雪山的红军战士们。
1959年，肖琏、杨发育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革命史陈列创作了雕塑作品《小号手》。这一作品塑造了一个身着羊皮袄、脚穿草鞋的“红小鬼”，一手叉腰、一手持号、鼓着腮帮子吹响军号的样子，表现了“红小鬼”们朝气蓬勃、充满革命热情、坚信革命将会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
1979年，张照旭也为博物馆创作了雕塑作品《红军宣传员》。这件雕塑作品表现了“红小鬼”小宣传员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表明他们在艰苦的长征岁月里，仍然保持着不怕困难，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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